1958年，我军发起了一场广泛的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，众多高中级将领受波及，刘伯承、叶剑英元帅及粟裕、萧克、李达等大将、上将亦在其中。
刘伯承元帅解放战后离军避政，1958年却受冲击。原因是他离战后创建南京军事学院，初时借鉴苏联。中苏交恶后，部分苏式内容仍存，致被指为“教条主义”。
彭老总主管国防部时，闻南京军事学院“教条主义”盛行，即派黄克诚等人调查，确认情况属实。时任院长的刘帅，难辞其咎，势必受到波及。
刘帅在众人面前进行了检讨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次检讨会的领导小组组长竟是邓小平。考虑到刘邓二人长达13年的紧密合作与默契配合，这一安排显得尤为不寻常。
邓小平不仅是检讨会议的领导小组组长，还是会议的提议者，他此举旨在保护刘帅。
反教条运动中，刘帅虽暂未受冲击，但波及只是时间问题。彭老总提余天云，毛主席提宁都会议，已露端倪。刘帅若受波及，必被动检讨。
1958年5月，军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，反教条主义为主题，彭德怀主持，邓小平任组长。邓小平向毛主席建议刘帅出席检讨会，获默许。此举参照陈毅元帅先例，意在助刘帅过关。
刘帅外地疗养中接通知返京，因眼病复发再入院。陈老总和邓小平相继为他说情，陈老总提议百字检讨，邓公建议表态即可。但刘帅深知，此次必须出面检讨，以减轻对下属的影响。
1958年7月10日，刘伯承于怀仁堂向2000人作自我检讨，言及动情处多次哽咽。检讨结束，全场响起两分钟掌声，既表敬仰，也示其已过关。
检讨会后，刘帅赴北戴河疗养，未再受波及。康复后，中央委其重任，任战略小组组长、军委副主席及政治局委员。而其他高级将领，如粟裕，受冲击更大，渐离军队核心岗位。
有人称“二野打仗靠邓”，贬低刘帅贡献。邓小平反驳道：“胜仗需司令员与政委配合，我只是政委，无刘何来邓？”这彰显了他对刘帅的维护。
多年后，邓小平忆及此事道：“反教条主义不对。我虽为组织指定的反教条主义小组组长，但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。我向毛主席言明，二野能打仗，司令员是关键，我仅是政治委员。”
1986年10月7日，刘帅逝世，邓小平携全家祭拜。他于10月21日撰《悼伯承》，重申“反教条主义”观点：“1958年批判他不公，伯承乃我军现代化建设奠基人，其贡献永值珍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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